吴晔：我一直很认真地幼稚着
作者简介：
吴晔，陕西长安人。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，毕业到人民日报社当记者，参与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。后调入国土资源系统创办报纸杂志，今年从中国国土资源报社退休。现在做点企业文化的事情，钟情于书法绘画，喜欢民谣顺口溜。
本文作者吴晔。
从小我就记性差，记得上中学时，忽然语文课本里出现了两首古诗，我大为惊讶：竟然有这么美妙好看的文字，于是下决心背下来。那个暑假，我主要的活路就是拉架子车给地里送肥，每天记几句然后一边拉车子跑一边心里默念。开学了，在去学校的路上，我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嘴巴——还是记不住。
但是由于爱好文字，这几十年来还是记住了几首诗，像李白的“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”，陶渊明的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，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”，和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”，王维的“空山不见人”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等等（不好意思，都忘了诗题是什么），还丢三落四记住了一些，因为喜欢，合我性情。
我从小笨，家里孩子多，没人看好我，我妈几次差点把我送人。到后来我考上大学工作了，我妈说：幸亏没把俺娃送人，要不妈享不上俺娃的福了。其实我高中毕业后就理解心疼父母了，我爸妈很伟大（2012年我父亲去世三周年纪念时，我为父母印了一本回忆他们的书，赠送亲友）。他们那么穷，经常没饭吃没衣服穿，过不下去，仍坚持让我们读书，自己到处借钱交学费，逼我们，甚至打我们，让我们都到学校去念书。
我从小对算术不感兴趣。小时候，我妈身体很糟糕，还要整天为家里穷日子而熬煎。记得有一次，她好不容易攒了一篮鸡蛋，命我提到坡上的铜网厂家属院去卖了，那时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的事情，我害怕，不去。她就威胁三天不准我吃饭，我屈服，她一遍一遍地告诉我怎么算钱。我去了，那地方就在历史课本上的西周车马坑旁边，隔了不到300米。我怕，于是，瞅没人，将一篮鸡蛋放在家属楼边的路上，自己躲到楼后藏起来了。
一个女人走近，喊了几声“谁的鸡蛋？”我趴墙边探脑袋看，都不敢出来。她提着要走，我吓坏了，跑出来跟着。她问怎么卖，我嗓子发干说不出话。她这么算那么算，我完全晕菜，脑袋像塞满了棉花，一点气都不透。她给了钱，我数都没数就赶快跑。
回到家里，我妈伤心地大哭一场：“还不如把你卖了！”我知道我笨，我就是做不了这种买卖交易的事情，算不了账。我宁愿下十倍的苦力。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，我还到粮库去扛麻袋，还引来交公粮农民的围观。
不会算账还当了生产队会计？也是被逼无奈。高中刚毕业，生产队要我当会计，派一位老人来找我谈。我说不会。“不会干还不会学了？”我从小不会算账，学不会！“谁从小会？高中都上完了还学不会？”我怕出错了。“就这么个穷家当能错哪儿去？先学打算盘去。”
打算盘是个动手的活，我喜欢动手的活，不怕，很快就学会了，还打得不错。就这样，当了一年生产队会计。那一年跟受刑差不多，经常一分两分钱的账对不上，半夜半夜地熬着。到年终，我无论如何不想干了，跑去扛盐包了。大家把我免了。
那是1976年，我去西安化工厂铁路运输线上搞装卸，先干拉车运输的杂活，后来见扛包挣工分多还有补贴，就要求转工。生产队领工的说：“娃呀，不敢，你年纪还小，骨头嫩着呢，再长两年……”
我急了：“我们家欠队户，没劳力，我要多挣工分多挣钱还账。”领工觉得不好：“我不敢，你爸要给我说我都不敢答应。”我更急了：“你不准告诉我爸我妈，你也不能剥夺我劳动的权利！”我一句愣话把他闷住了，不再反对。
一个盐包200斤，都是从青海拉过来的。铁路实行军事化管理，车皮到时，一个小时一个人要扛大约４吨！干了几个月，我也把腰扭伤过一次。
又去修公路，那时候修路各项工程环节基本都用人力，没有机械，夏天火烤，冬天冰天雪地寒风凛冽，有许多非人的记忆。就在那时候，我父亲在化工厂铁路专线当民工搞装卸扛大包摔伤了。
在公路上干活，要的是劳动经验和力气，我都有，干的比较出色，问题来了，那里的领导要我业余负责管理伙食。劳动之余买菜买粮食。这怎么行？有那么多正式工，甚至还有几个交通监理的干部，怎么会找我呢！不行。
“不行也得行！你要不干连民工也别干了。”我全家都指望我修一天公路挣这一块七毛二分钱呢！我屈服，甚至还带点小小的自豪自满。后来我就领教了：站里有几个很难缠的人。
一个是工人，精神出毛病了，天天折腾你：谁谁谁是汉奸，你给他为什么和给大家吃一样的饭？还有那个走资派，你知道他多坏吗？他很小的时候就把面包当饭吃！他还在这儿吃饭？“别给他吃！”他恶狠狠地说。
一个是干部，但是我至今不知他是精神的问题，还是心理的问题。每次吃饭，如果是馒头，他会捏来捏去，比较大小甚至软硬，如果是面条，他会把这个碗端起来又把那个碗占住，瞅过来瞅过去，总怕自己吃亏了。他年纪大，大家都不好说，就老给食堂提意见，我都得听着，可我也无法改变。
更糟糕的一个也是干部叫王金太的，河南人，家属孩子也都跟来了，一个老婆一儿一女，占着三间宿舍，把我们民工挤出来到放工具的仓库支床。这倒不归我管。我的麻烦是，王师傅永远觉得食堂有问题，不是饭做得差，就是数量不够，嘴里面骂骂咧咧没闲过，做饭的师傅躲着他。所有人，不管工人还是干部，也不管男的女的，都躲着他。我想，只要自己问心无愧，勤快点，把活干好就行了。
我是业余管伙食，所以每天还是干修路的活，业余蹬着三轮车去买东买西给大伙办事，觉得大家应该理解我的努力。然而我的笨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那位王师傅越来越得寸进尺，他孩子在学校上学入伙，从灶上拿碗筷，他自己家里老婆开伙，也从灶上拿碗筷盘子甚至调料什么的。大家有意见，就冲着管伙食的我：“你是管理员，公家的东西这么弄我们还吃饭不？”
确实，那时候家当穷，少一点东西马上现形，尤其是碗筷，经常大家吃饭用的碗筷不够了。我去到王师傅宿舍里找，他不让进门：“都是我们家的！你没了自己去买。”每一次都不顺利。我反复和食堂大师傅讲下班把门锁紧了，说多了，大师傅也急眼了：“锁门顶屁用，他又不偷，他是来抢的，我在他就硬拿走了，我管得了他吗？你也是个民工，管得了人家正式的，还是干部？”
我也急了，去找王师傅，大声喊：“你一个国家干部，整天偷拿大家公用的东西不还，要都不给，也太不像话了！”结果就是，一次周末，院里没人，我值班看门。我们呆的那个地方叫喇嘛寺，四周不靠村不邻店。王师傅和他老婆、儿子一起，手拿棍棒，趁我不备偷袭我，我受了点伤，轻伤，但是几乎把我肺气炸：世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？
大家劝我：那是个造反派，谁都怕，别理他！可是这等于放屁的话！我理他了吗？我只是受你们的委托，干一件你们都知道不好干的事情。你们安慰两句我就算完了？批评他了？那管用吗？中国的事情搞不好，就是这种装好人的太多了。
就是那年，我父亲去找我，问我为什么不考学？我说家里没劳力，我上学家咋办？我父亲说：“几千年了，农民的活哪一辈子干完了？你爱读书你走！”1978年的最后一天，公路管理站领导找我，说：“今年把别的民工都辞退了，就留下你一个，好好干。”我说：“我也不干了。”
1979年元旦，我骑车从工地80里路回到家里，告诉我爸妈：我要考大学。于是，1979年收完麦子种完玉米，我走进了高考考场。
考试成绩出来了，我是从公社报名的，去公社领取分数单子，有一个干部问我劳动了多少天，我说每天都在劳动。他说：“我怎么没见过你？”我说：“我劳动是我爸妈管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他很得意地斜乜着眼睛：“我可以说一声不许你走，你就走不了！”我心里吃惊：“你敢？”
后来知道，他是管知识青年的。而他得知我不是知青，很恼火很尴尬，嘟囔一句：“一个农民还考那么多分……”我那次真实地体会到了，自己比知识青年地位要好些。
然后，要找那个管教育的领表填志愿，那家伙整天东躲西藏就是找不到。好不容易找到了，还唧唧歪歪不给我表，把我训斥过来训斥过去。我填了表找他交又找不到，那天终于找到了，他把我大骂一通，说为什么不请教他就敢把表填了。
我说上边有说明啊，我没填错啊！他说：没错也不行！不经过我就不行。我急了：我没错啊！再说老找不到你怎么请教你？他更加发火了：你信不信我把这表给你撕了让你去不成？我傻了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。
后来，这个家伙没撕我的表，却找到我家去对我母亲大喊大叫，我母亲给他打了几个荷包蛋。我在地里锄玉米，乡党捎话我就急忙朝家里赶，进门正碰见他一边走着一边抹嘴，嘴里却还骂骂咧咧的，我母亲谦卑地陪着笑：“孩子不懂事，你大人大量……”“孩子不懂事大人还不懂事吗？怎么教育的？”
他还越说越张狂，手指着我母亲的脸训斥，我耳朵忽然像着火了一样烧烫，扑上去要揍他，被我妈死死抱住。那家伙嘴上强硬，脚底下抹油，跑了。
那天憋了一口气，当夜发高烧，第二天我父亲用架子车把我拉到公社医院，两个女人正在吵架。也是为孩子高考的事。胖医生孩子没考好，心里不舒服，另一个苗条一点的大概和她关系不和，孩子又考上了个中专，心里高兴。一听我爸说我的情况，就要接诊住院，胖医生坚持说情况太危急，没把握，让我父亲朝西安的大医院送。苗条的那位说胖医生嫉妒我考得好，坚持要帮我办理住院手续。胖医生说：出了事你负责？我看不了，还是朝西安送吧。
我高烧一夜浑身瘫软，瘫倒在地下。那胖医生冰冷决绝。另一位也事不关己，说了句：反正你值班你负责。作孽没好报，你不管我也没责任。那次是托了人说情，才住进公社医院的。
虽然考上大学到北京上学了。但是那几年，家里生活有太多说不出的苦！我在学校里，也有太深的说不出的哀伤和牵挂。
即使上了大学，后来走上社会工作了，我仍然很笨，还是不会算账，脑子还是不会拐弯。这几十年来，得罪社会，坑害自己，傻事干了不少。
到了大学，第一次开会，忽然嘴贱，说自己当过生产队会计，于是老师让我当生活委员。一下子，我好像又挨了一顿打，又发了一次高烧，从头皮到脸到嘴角都麻了，说不出话来。好在那账比生产队的账简单，不难算。但是，却还要管实物：钱和饭票，这几乎就是生产队的会计出纳保管员一担挑的事。
出错了，给一个同学少发了助学金，老师找我，我还奇怪：怎么可能？每一次我都把钱和饭票发得干干净净，自己的一分没多过！过了三十几年了，我也不知道那是怎么错的。笨，就是笨，没办法，还说不出口。
对经济尤其是金钱的没感觉，经常令我出丑。从动物园坐车到北大一毛五，我想节省，于是也不问三七二十一，坐到一半就下车朝回走，花七分钱。后来人家告诉我，还可以朝前坐几站的。
有一次，刚发完助学金，买了饭菜票，去海淀街上逛。自己觉得口袋里还有钱，甚至觉得还有不少，没有一块也会有好几毛，但是并不去口袋里摸摸，对钱财总是这么粗心。于是在书店门口处理旧书的三轮车上选书，舍不得选贵的，选了一本五分钱的，踌躇满志地就把书装了，手伸口袋掏钱，卖书的人就看着我。
我把所有口袋都掏遍了，没凑够五分钱，羞惭不已，放下书就跑。一直也没搞清楚：怎么就没钱了呢？想不清楚，就算了不想了，自己笑笑完事，阿Ｑ精神。
大学毕业蒙老师帮助（要我自己找工作那可就难为死我了），我到人民日报社上班。报到第一天，就和人事局干部处的刘处长呛呛上了。干部履历表上有一栏“何年何月参加革命”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填，咨询刘处长。
她问：“你上大学前工作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是下乡知青吗？”
“不是，我就是农民。”
“那你就填现在。”
“那不对呀。这是参加工作，人家问的是参加革命。”
“没错，你这不就是参加革命了吗！”
“可是我以前就不算参加革命了吗？”
“以前你在农村不算。”
“那要是知识青年下乡呢？”
“那就算。”
“你的意思是，城里人都是革命的而农村人都没革命？我们农民每年自己吃不饱肚子都要给国家交公粮，养活你们城里人呢！”
“……那你现在也是城里人了……算了别说了快填表，那就是一张表，登记点资料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“那农村的共产党员算不算？还有书记啊什么的……”
“你别这么较劲，告诉你怎么填你就怎么填。”
“可是我不明白，我们村还有解放前就参加革命枪林弹雨的，受伤了，解放后没进城回村里了，那算不算参加革命？”
“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犟的！”
“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这心里难受！”
“行了，这表是中组部定的，好多年没变了，我可以帮你向上面反映，但是你今天最好赶快把这表填了，我还忙着呢。”
“……那我要是填完了又反革命呢？怎么算？”
……
“你可以不填，我不勉强你。我可以把你退回学校去。”刘处长终于实在忍受不了了，下完逐客令，不再理我。那天我真想哭，我爸我爷爷那老两辈人都算白干了。但是，我不得不屈服。其实刘处长这个人挺好的。只不过这个社会有些规定真不是正常思维所能理解，我要是一认真想，马上觉得要被逼疯！
上班了。实习期一过，就分配到部门，我选了农村部，并且如愿。第一天就碰到部门里的二把手。他很和善，问我老家在哪，我说陕西，结果越说越近，他很兴奋：“我在马王搞过四清呢！离你们村就五里路。”
我一下子愣住了：那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场针对农村老百姓的整人运动，尤其是西安周边，左得要命，很多人被逼得发疯了，有的甚至上吊跳井冤死了（有的地方有统计数字）。我曾经和作家陈忠实老师仔细讨论过，一致认为那场运动对中国农村的破坏作用，远大于文革。我家就是受害者，从贫农升成中农，还差点被升成地主。
当时我的火从脑袋顶上就冒出三丈高：“你害了多少人？”这一问把领导问得极为尴尬，连忙解释：“我是去纠偏的。”后来我才从私底下知道，这个领导就是那个大领导的小秘书。对，就是那个和他老婆发起那场运动后来自己也作死了、所以大家不再计较他了的大领导。
不过，我这个领导还是很不错的。改革开放最初那些年，他跟耀邦同志跑了很多地方做调研，人很朴实很勤奋，也很善于思考，对中国的农民很有感情，对农村问题非常关心。而且，并没有怪我的莽撞和不敬，我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。
开始东奔西跑尤其是到老少边穷地区采访，我干得很带劲，有一次到河南采访农村建设问题，写了一篇消息一篇调研报告，还配了一篇评论员文章。时任总理专门批示某部委：为什么记者发现的问题你们没有发现？为什么记者提出了解决办法而你们束手无策？他要求全系统坐下来学习三天。
但是这些情况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时候没手机，交了稿子又出发。累并快活着，因为觉得能干点事情。后来有一次我去安徽出差，火车上遇见北京市建设系统的干部，告诉我说他们加码，把我那篇调查报告和评论整整学了六天。
再后来，创刊人民日报海外版，到出版社，七七八八越走越别扭。逐渐业务就不那么重要了，整天就是开会写检查。于是，我练就了一门功夫：睡觉。开始有几年，我因为种种原因，还失眠很长时间，但是我一粒安眠药品也没吃，全靠精神调理，自己意念调整。不小心调过了，不失眠了，却什么时候都能入睡。
一般的，一进会场，我看好地势，第几把椅子，过道在哪儿，心里有数了，坐在那儿就开始酝酿。有时候也不想睡觉，可是那些会议实在没什么让人提神的。我能端端正正坐那儿打瞌睡，什么也听不见，就能听见最后的“散会”两个字音。
只要那两个音一出来，我能够从梦中站起来，转身走两步到过道，这才睁开眼睛，而且不会碰到椅子什么的。睡觉的功夫后来越来越炉火纯青。离开人民日报社到新单位担任领导职务，下去时听别人说情况，说的没意思我就会打瞌睡，自己觉得很不尊重人，所以就喜欢跑到底层去，只要动着就不会瞌睡。
有时候，我去过的地方比他们当地的业务领导去过的还远还难走。我最怕坐主席台，一次到湖南，正好全省开工作会议，非拉我上主席台，千辞万拒没能推脱，勉强上去。人家的主管省长和其他领导并排着，这个讲完了那个讲。我上下眼皮打架，实在撑不住，拧自己掐自己都不顶用。两个半小时的会议，我走下主席台大概有近十次。想想那次肯定给那里的人留下了极不良好的印象。
我尤其不喜欢机关的会议，那点屁事儿几句话就完了，非整得全体某级别干部甚至搞全国视频会议，几万人参加。我基本不去，去了也是打瞌睡，单位的座位在侧边前排，台上大领导的眼皮子底下，没办法，我照样睡觉。会议结束我准醒。旁边另一单位的领导开玩笑说我：“老吴真好！”我问怎么啦？他说：“你睡觉不打呼噜！”我笑笑。他说你别笑，领导把你瞪半天了。我说没办法，撑不住。
后来又一次，大领导逮住我了，严肃地问我：“我开会就那么没意思吗？”我问：“你让我说实话吗？”他很聪明也很亲和，马上一摆手：“行了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”我发觉他能不开的会尽量不开。他是我碰见的最能自我约束的领导。
大领导刚上任一把手时，一次奉国务院命带队下去执法检查，我跟随。最后晚宴，我问他怎么报，他问：“你说怎么报？”我说：“听你的。”他说：“我听你的。”我说：“听我的？那就一个字都不写，你不就是上班吗？这种检查你能说什么？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，还不如不说。”他愣一下，大声说：“好，一个字都不写。”他一直很自觉，退休当天就把自己的东西搬得干干净净，腾出办公室。
我很尊敬他。他不像有些领导，把报纸都搞成自己的“开会报”、“上班报”了，把工作当演戏，成一版明星，天天占头条，放大照片，用那么长的时间，强迫那么多人参加，讲几千几万字，还不如抓一把黄豆嚼了放俩屁有味道。退休了，驽马恋栈没脸没皮，什么都要给自己最好的，常年占着办公室，甚至给自己把退路安排得肥囊囊的，生怕吃不到死。其实我发现，这些人经常是早死——或者他在别人心中死了，或者干脆就自己死了。
还说睡觉。后来单位到上边去开会的任务就没有安排过我，可能我的睡觉影响不小。上边的会我不去开了，自己的会还是要参加的。
有一次开党委会，党政一把手都在，本不该我先说，但我还是先说了：“我知道今天这两个议题本来都不算议题，因为太简单太明了了，规定明确，利害结果一眼见底儿，怎么做是对的，单位每一个人都知道。但我明白这涉及某些个人的利益，所以有人要争要较劲。所以规矩和公道终究没用，不如我先说，你们一会儿慢慢讨论。”
我说完意见，趴桌子上睡着了，能听见他们越吵越激烈，但是我真的一遇到他们开会就很困，他们拍桌子我都很难醒过来。会议结束时，楞把我喊醒，结果不出所料：公理向个人私利让步。这种事情见多了，使我开始那些年那种牺牲奉献的热情越来越冷却了，相应的，我的责任心也越来越少了。
自己的毛病有时候真的不好认准，但是经历得多了就开始警惕了。在后来的报社，我傻傻地认真负责，几乎一年到头一天到晚忙，还每天加班到夜里一两点钟。经过三年的奋斗，终于和大家一起把一个穷得叮当响、刚组建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的报社干红火了，自己觉得很欣慰。
但是，也开始付出沉重代价：不断发低烧，一检查是心肌炎，住院20多天，每天挂点滴近9个小时左右，一边挂药一边改稿子写稿子，还是像扛盐包似地喜欢这样苦干。大家觉得这人不错，上边组织干部考察，单位组织群众投票，都一致让我接一把手。
为此，我使出最不讲理的手段拒绝，并且从此不再积极工作。后来，我的老搭档、原一把手被判13年，我很惋惜，因为他办报纸真的是一把好手。但是可惜的是他总觉得自己其他方面也强，总在新闻出版之外的经营项目上，动一些奇奇怪怪的脑筋。
我尊敬的上面那位领导几次批评我：“一点都不进步！”我开玩笑说：“当个副手不开会或者开会打瞌睡，你或许还能忍受，当一把手再这样，你受得了别人也受不了啊！我不会算账只会苦干业务，不适合当一把手，又在哪儿都睡觉，形象不好。当个副手，只管业务，挺好。”
但是，几乎所有关心我的人都严厉批评我：“什么人都能当一把手，你为什么不干？你比谁差？你可以干一两年撂挑子退啊，那时候房子待遇什么的都上去了，你傻呀！”
是的，我的思维很简单，我有那么多自己都害怕的毛病，我不敢干，而且，确实不喜欢干那事。“不喜欢忍两年不行吗？怎么能这样？没见过你这种人！”是的，你们说的都对。可是我这人就是一会儿都忍不了的。
其实，并不是我不喜欢进步，而是经过了那么多的坎坷，又笨又较真的我，终于看到了自己身上那可怕的、搞不好甚至会致命的弱点——
我说话办事总那么直出直入，从来不会算输赢账。这并不是对自己性格的赞扬，而是实在的痛心疾首，本来能办好的事情，经常因为我的莽撞无技巧而搞砸。
单位为了推动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公告规范问题，宴请上面一领导。席间气氛融洽，一切几乎都水到渠成了，忽然谈起某个贪名外播的官员，领导很随和地说：“其实我觉得这个同志真的很不错，富有同情心，一次一位演员托人找他诉说住房困难，他马上给批了一套很不错的房子。”大家附和，端起酒杯，没有任何的意外。
我脱口而出：“这位领导如果用自己的房子给人住，我佩服至极，但是他是用公权力、把公共资源随意调拨给个人，实在是一种犯罪。如果有权的领导都这样，找不到领导的老百姓还有什么希望？”因为激动，我说得很快。旁边的人用胳膊肘拐我晚了，没止住。
为什么激动？因为这位领导本来我觉得很有水平的，听他说出这种让我大跌眼镜的话，我很意外。此时本来领导的酒杯已经和大家碰了，听了我义正词严的“可笑”言论，没沾嘴唇就将杯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。其乐融融的酒席宴，马上像遭雷击了，轰鸣过后是闷死人的静寂。
那天，要办的事情泡汤了。大家埋怨我说：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人！领导说那种话就是给你传递信息的，你的房子还没解决，就不知道去找找领导？什么人你！
是啊，我从来不会为自己的私事找领导单独办理，格外施恩，我只会在一个统一的游戏规则下，去和人拼条件讲道理。如果规则不合理，我会要求改规则，如果规则既不合理而我又无能为力推翻它，我就会恨这个规则，却不会找规则的漏洞去利用它谋自己的利益。
更为可怕的事，有时候认准自己的理，会不顾一切去做。那段时间身体不好，从医院出来，不喜欢住在城里，就到郊区买了所房子，借了些钱。我小时候家里穷，上学和日常生活经常要东拼西凑借，长大后特别怕欠别人的，晚上睡觉老念叨还欠谁的钱没还，心里不舒服，就要把城里的房子卖了，借给我钱的人都骂我：你傻啊？我那钱不用也是放在哪儿，你那房子租出去不行吗？而且那个地段多好啊，学院区，将来升值不可估量。我犹犹豫豫，最后还是睡觉不踏实，坚决卖房还钱。
过了两三年，老邻居们见我就笑话：“嗨，你那房少卖了起码150万！”“亏了有200万了！”“最近那儿房价又涨了。”“我仔细算了，这十年多时间，你总共应该亏了有五六百万了。”……是啊，真可惜，那顶我多少年的工资收入啊！可是，我不欠别人的，这让我心里安宁。
有时候我的冲动会导致危险的结果。但是我总还是那个毛病，做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，除非那危险直观地摆在我面前，我一般不太会预估一件事的危险系数。要是自己认为正确的却不去做，心里会很别扭。
早年有一次，在一个很敏感的地方开会，中间休息，我和新华社等“主流媒体”几位记者正议论，一位风头正劲的大领导朝我们走来，我们说得正热闹，他一来还不是那种不疼不痒虚头滑脑作秀似的关心？一想到这儿我没仔细琢磨，就朝他挥挥手，那姿势很不好看，像赶一只落到菜盘上的蝇子。
那领导尴尬笑笑，转身走了。大家惊讶地张大了嘴：“你也太大胆了！那多红的人啊，你也敢赶人家？这是在哪儿你知道吗？疯了你？”我说：“没事儿，他那么大领导哪认识我们。”“你太逗了，他如果想认你怎么会不认识？这会议来的人才多大范围啊！”我想想也是。
前些年有一段时间，新疆建设兵团的存在与否成了热议的话题，关键是一些上边的人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舆论迷惑了。后来虽然将兵团继续存在的大方向定下了，但是在土地划界确权环节上出现了严重的障碍，迟迟拖延进行不下去。
我到南疆北疆跑了有半个多月，研究了一点儿中国西部屯垦历史，结合当时的周边形势和当地的情况，觉得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大的战略问题，解决不好会造成重大隐患。不能尽快确权土地，兵团就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立足之地，就可能被挤出新疆，守土戍边的国防力量会出现巨大的真空地带。
我将我的看法写成了内参，把拖延兵团土地确权的现象提到危害国家安全的高度给予批评，希望中央尽快予以重视。内参送上去了，土地确权工作确实推进了，我却差点面临一场要命的危险：一封加盖红色大印的政府公函递到北京，到了共和国的最高权力部门，中心内容是：吴晔破坏中央和自治区的关系，严重破坏了民族团结。
这罪名够枪毙了啊！我有些脊背发凉。本来这些我都不知情，等到上边把我的内参仔细分析研究后，认为我的观点没什么错误，把此函转国土部，领导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你躲过一个大劫难。”我想想，确实有些后怕。
十几年前，中国的“教育大跃进”开始了，第一个所谓的大学城威风八面地要在中国东部修成正果了，教育产业化也高调声唤起来，分管的领导亲临现场表示了支持。我也到当地进行了调研，越问越看越不对劲，于是连续在报上发表系列评论，认为这不仅是资源乱局的开始，而且不抓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、大搞大而不当的所谓大学，必将是教育灾难的滥觞。
没多久就有人传话：不要再写了。后来，全国的大学城铺天盖地，有些离谱的都羞于说出口，都是拿教育来做一个圈占土地的题材，办一个圈钱的公司而已。不怕得罪人，我有个高中同学中专毕业，办了所培训学校，十年后，就成为有三万学生的超级大学了。再后来没多久，几个合伙人分道扬镳，又变成了三所大学，都是几万人的规模。
这种教育，有多少靠谱？但是，没人说，这几个人还都进了政协人大等机构，获得了各种荣誉。大家都附和，附和有好处拿，都不说真话，说真话得罪人，甚至得罪社会。
还有些更敏感的不多说了。由于自己这种又笨又认真的莽撞性格，渐渐地，再笨的我也感知到了自己社会政治生存危险的困扰。报社年轻人曾经私下议论：吴总要不是那脾气，光凭业务真不知道能干到哪儿去了。另一个补充：就那脾气还能当领导，还不把他免了，社会真的进步了。听了这些话我不知是想哭还是想笑。干新闻出版三十多年，报纸杂志书籍出版都接触了一遍，把喜欢的文学也扔了，为了社会理想。结果却发现——
当我们用一种普世价值观标准选择推崇什么时，这被推崇的对象境遇就会越来越尴尬寒碜，而当我们用这种价值观标准去批评规劝什么时，那种东西必将会大行其道势不可挡，如黄河壶口泥沙俱下的飞瀑。
很无奈。于是辞职。
写到这儿觉得自己像堂吉诃德。其实在上大学时我就很不喜欢堂吉诃德这个形象，那种笨拙丑陋，那种幼稚夸张，但是仔细想想我还真有点堂吉诃德相。于是明白，别人，甚至整个社会，不喜欢我是正常的。
那天几个同学聚会，一同学问：“要是处在五七年反右或者文革整人时期，你还敢这么说个没完吗？”我说，危险摆在面前时，我也不敢说真话了。但是我会尽量不说假话。如果没多大危险时还不说几句真话，假话套话卖微笑装孙子，满世界装成熟秀深沉，这民族就真他妈的要完了。
很快要退休了，粗线条地总结一下。写了一段顺口溜发点感慨抒抒情，其中有几句，放这儿做结尾——
……
无会无伪无奸，有书有酒有茶。
何必晨钟暮鼓，居住不必京华，
天地山水相悦，心安即是我家。
我总结一句：心安即是我家。心如不安，将无以为家。笨也好傻也好，我就这样了。感谢社会宽容，感谢大家容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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